中美之间一直都有交流和高层访问，为什么要八年才能建交，

中美需要建立互信。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灵活性”，但中国方面对美国是否履行上海公报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而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中方满意地看到，中美关系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迅速发展，美国最终在巴黎和平协定上签字，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战略，并与美商定，在各自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进展。

其二，双方国内形势变化的制约。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被迫宣布辞职，没有来得及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副总统福特继任后，一度于1975年12月访华，同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会谈。由于美国政府下不了决心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中美建交被拖延下来。中国此时也正处于文革后期，国内政局不稳定，影响了中美建交的推进。

三，台湾问题。79年中美建交的基础建立在《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卡特担任总统期间，与78年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于12月4日达成中美建交三原则。又于12月16日公布《中美建交公报》。至此，中美建交的道路已经铺平。

中方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回旋余地相对较少，只能守住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以“日本方式”为底线，要求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同时静观美方的变化。因此，从1974年到1978年5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陷入僵局，主要责任不在中方。中方坚持按美国曾经承诺过的“日本方式”解决问题，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1976-1978年，中国领导层处于调整、过渡期间，对美政策也在酝酿新的变化。

在这两个问题上，中方虽然坚决反对美国在建交仍向台湾出售武器，但大局出发，决定保留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权利，以不影响建交时间。在解决台湾的方式上，中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但为了防范台独，不承诺不使用武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定。而美国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承认了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这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

1979年1月1日，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不可避过的问题，不处理好台湾问题，中美就没有建交的立足点，通俗的话讲就是“没的谈”。或许身处现代的我们不能理解70年代人们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用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围堵中国的情况看出当时大陆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国家领导集体的战略眼光都是极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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